他说：所以权说心为本体者，以于心识主宰故。
与西方人性论之通感相应。「言必信，行必果」、「以身戴行」，墨者的行为难道不能「以实正名」吗？义本于自心而又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除了精英层的致命自负与信念伦理，还能作何解读？至于孔子将守信置于君命和宗族之下[ 《论语》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 "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曰:"敢问其次 "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 曰:"敢问其次 "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认为守信只是小人所需，更是毫无守信观念之言了。
就像一根竹子，生生则是竹林。墨家做为一个法治学派，如果用「杀不辜得不祥[ 本句在《法仪》中有记载，在儒家经典中也有记载。文革的错误渊源概括一下也就是这么简单。比如儒墨都主张的诛暴说，如果人们本于自心发现不符合自己的观念、利益就诛暴，那么必然是互相报复、动荡和大革命。一方面又避免了过大的理论构建难题，抢先完成华夏特色的与现代等价的学说。
以此实现了天人两分，堵绝了儒家与天地合德式的狂妄。而几乎只有墨者言必行、行必果、以身戴行在实践着勤俭信念。第三，我想，对百年来文化讨论还要有一个同情的理解。
十几年前讨论世界伦理的时候，我在《读书》写的一篇文章也用过类似这本书的题目，即谁之责任，何种伦理。当然，古今不是唯一的理路，不能把东方文化完全看成是传统文化，把西方近代文化看成现代的普世价值，就价值来说，东西方两种文化都含有普世价值。我觉得这里面有些要素可以是不同的，但是一个现在的儒家价值里面可以包容民主自由这些，只不过自由民主的价值在儒家价值体系里面的位阶不一定是最高的。它说是五大价值：第一个社会国家比个人重要;第二国之本在家;第三国家要尊重个人;第四和谐比冲突更有利于维持秩序;第五宗教间应该互补和和平共处。
关于上个世纪的文化讨论，《何谓普世?谁之价值?》比较偏重在东西的紧张，完全忽略了古今的面向。所以新的普世价值这个提法以前没有怎么见到，但是现在仔细一想确实有这个东西。
第一，今天我们谈这个问题应该关注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民族文化的表述，并以此为基础，借这个东风，扩大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研究。我的主题报告里面特别谈到，在谈中国当代文化的时候要关注执政党政治文化的再中国化，因为我们明显看到1990年代末期以来中共的政治文化里面，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容作为口号越来越多地出现，这个变化我称之为再中国化。进入 陈来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儒家 。当代学者至少我知道牟钟鉴、吴光等都有好多新几德的这种想法，什么仁义、中和、公诚等。
后来我想其实从抗战以来也还不少，什么新五德、新六德，都是儒家思想里面总结出来新的价值观。它的核心就是不是个人的自由权利优先，而是族群和社会的利益优先;不是关联各方的冲突优先，而是关联各方的和谐优先，这比较接近社群主义的态度。上一辈的学者提出对西方文化要全盘承受，甚至可能有一些更多的肯定(代表性的当然就是科学民主)，这个肯定，一方面包括对中华民族现代化的焦虑，另一方面确实包含了他们对世界意义上的现代性的价值的一种肯定，比如说自由也好，民主也好，人权也好，他们是把它看成具有世界意义的普遍性价值来肯定的。我们一般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设定、表达，要考虑传统文化的基础，这里还是把儒家的价值作为过去式。
而且确实我觉得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文化的报告是非常好的，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学者自己都没有写得那么全面。所谓亚洲价值不是追求元素上的那个差异，而是价值的结构和序列、重心有不同;元素有不同，但是也有同的，但是总体来讲价值序列的重心不同。
这是对多元普遍性文化观的生动的形象的写照。所以那一辈学者，尤其是第一代思想家更关心民族国家的发展现代化，接受科学民主也是为了现代化，不现代化怎么救国救亡?吸收西方近代文化搞现代化就是救国救亡最根本的手段。
这种讲法，不是说我们对儒家的肯定仅仅要引出西方价值，而是认为西方只能走到这一步就为止了，再往前走那必然是儒家价值的体现。因此新加坡的这套亚洲价值观是一套价值观体系，总体来讲就是一套非个人主义优先的价值观，是新加坡版本的亚洲现代性的价值观，我认为也是新加坡版的现代儒家文明的价值观。但是它与西方价值确实不同，就是它的总体的价值态度是要求个人具有对他人、对社群的义务和责任。这样一个立场，我以前写的文章就称之为承认的文化，查尔斯·泰勒是专门讲承认的政治，从多元主义来讲，我就说我们必须有承认的文化这样的立场，这个立场当然就是世界性的多元主义的立场，这是我自己在这个方面的一个看法。我们认为西方的文明是比较早的把它自己实现为一种普遍的东西，而东方文明在把自己实现普遍性的方面，现在还没有做到最充分的程度。我有一次在韩国讲过这个问题，当时用了四个比较押韵的英文词讲儒家的价值，这就是：humannity， civility， community， responsebility。
最后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我采取的基本立场不是要素论的，是结构论的;不是一元论的，是多元论的。我讲的礼性就是对礼教文化的本性、精神、价值的肯定);第三关注社群利益;最后强调责任，中国文化、儒家文化所有的德行里面都是充满着责任意识，比如说孝是对父母的责任意识，信是对朋友的责任意识等。
但是本书这个提法似乎不是指过去的普世价值，是说新的普世价值，就是要针对现代生活，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提出一种从内容到表达形式上都是新的普世价值。我认为应该承认东西方都有其内在的普遍性，这个内在的普遍性能不能实现出来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它需要外在的历史的条件，实现出来的就叫做实现的普遍性。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森讲全球化的时候，就提出所谓普遍主义的特殊化和特殊主义的普遍化。五四以后最有代表性的当然就是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的想法是，我们第一步的任务，是全盘承受西方文化，这是非常现实主义的，你不得不全盘承受它。
其中，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就儒家价值是否具有普世性、儒家价值与自由民主等所谓西方价值的关系等问题，发表了独到见解，引发热烈反响。特殊主义的普遍化是指世界其他各民族对本土价值的认同，越来越具有那种全球的影响，并且融入到全球化过程里面来，这样地方性知识就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全球化的普遍意义，所以罗伯森把它叫做地方全球化。我们说它不能够用来压制人权，它需要靠扩大民主和尊重个人的价值来实现对人权的保护。《何谓普世?谁之价值?》这本书我看了以后有几个印象：第一个就是非常突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第二，书里面的讨论，不是只有一种声音，是多种声音复合起来的乐曲，有不同的倾向，但总体来讲，明显可以看到一种很强烈的文化自觉;第三，这本书的讨论其实也是对当今这个时代主题的呼应和追求;第四个特点是锋芒非常锐利。
而且，与时俱进中，不仅有对自由民主的肯定，也包括对社会主义的肯定。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有意义的，但是这个说法对于东方文明价值肯定性是不足的。
如果从精神层面，从价值层面，从东西方各个文明都有它内在的普遍性这个方面来讲，我们说都是普遍主义的，东西方文明的主流价值都是普世价值。冯友兰先生在1930年讲，所谓东西的问题不过就是古今的问题，古今的问题就是走向现代化的问题。
我想我们今天在中国环境里面讨论这个文化问题必须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相结合。梁漱溟为什么说现在全盘承受西方文化，下一步是一个儒家问题?他说未来世界需要儒家文化，他讲的那个未来世界的儒家文化，就是儒家社会主义，是跟社会主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谈到儒家价值一般是指儒家从前所发展起来的一套不同于现代，不同于民主自由的那些价值，而不太重视今天的儒家怎么表达新的普世价值。可是接下来呢，未来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再未来是印度文化的复兴。我以为，这个问题的讨论特别针对两个主要的现象：第一，目前流行把西方的特别是西方近代以来的政治制度价值化身为全世界的、最高程度上的普世价值;第二，是那种一元的普遍性观念，这是西方自基督教文化流行以来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即不能容纳一种多元的看法。这个问题一听起来有一点怪，儒家当然自身能够提出一种不同于自由民主的价值，因为在他两千多年发展里面本来就形成了一套价值体系，这个价值体系就是不同于自由民主的。
第五，关于自由民主的问题。再中国化的意思是说更自觉地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作为正能量，我觉得这个转变很重要。
但我想提出的例子，是比较有世界意义的，这就是新加坡所谓亚洲价值那个提法。因此正义、自由、权利、理性当然是普遍主义的，但是仁爱、礼教、责任、社群、内心安宁也是普遍主义的价值，我刚刚讲梁漱溟先生的例子揭示的应该就是这个道理。
他所理解的六艺之学，不是被仅仅看做一种民族文化，他认为六艺是真正世界性的东西，世界的文化都应该纳入这个体系里面来衡量，它是一个普世性的体系。东西之外，还有古今第二，要更全面地总结上个世纪儒家学者的文化观念和文化实践。
